一个城市是否文明？判断标准当中有很大一个因素是烟民是否能做到“文明吸烟”。

　　近年来，我国城市控烟的立法步伐加快，多地陆续修订或出台控烟政策，限制公共场所等区域的吸烟行为。尽管在立法层面举措不断升级，但在实施过程中，城市的“烟火”依然难以完全熄灭。

　　事实上，城市控烟已不是新概念和新举措。早在2003年，中国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无烟。而“公共场所禁烟”也已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目前，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青岛等在内的24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性法规。

　　近期，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中国控烟协会控烟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24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该报告为公益项目，2018年，报告选取24个“无烟城市”提出控烟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的事项包括执法依据、禁烟标识、控烟经费、执法数据等十个方面。

《报告》发布现场

　　据报告指出，在控烟执法的个人罚款人数方面，共有9个城市公布了数据，深圳、海口、北京三个城市被罚款烟民数量最多，其中深圳25000人、北京3292人、海口3183人。罚款总金额方面，深圳、上海、北京三个城市均超过百万。

　　报告指出，从2015年至2017年对个人处罚人数和罚款金额对比来看，深圳、北京、上海、天津、西宁、兰州6个城市对个人加大了执法和处罚力度。

　　让我们来看看深圳，控烟一年以来，“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效果如何呢？如果单单从执法层面来看的话，执法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年有2万5000人因为控烟执法被罚款，这个数量有点惊人。

　　但是站在烟民角度来看的话，或许有点过于严厉了。控烟的另一面是烟民这个庞大的群体，目前，中国有3.5亿烟民，烟民也有自己的需求，在立法趋严执法升温的情况下，烟民群体是不是也需要考虑一下？

　　在大众普遍认识到烟草对健康有害的今天，社会作为一种调节机能而对吸烟场所进行一定的限制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刀切的禁烟方式是对一部分人的权利的一种侵权和剥夺。控制吸烟的危害完全有必要，但是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民主——使得各方合法利益和权利得以并存，立法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法治——使得所立之法有理有据，使人心服口服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法治。根据社会现实而采取的灵活和妥协，反而体现了立法的理性与进步。

　　世界各国在控烟立法的过程中，在探索深化控烟进程中，都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理性做法，是与社会各方进行了充分协商并达成的共识，是兼顾到各方利益及权利的结果，中国政府在制定控烟政策时，也必须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长期以来，对于控烟，一方面有关部门一味喊打喊杀，以至于把“控”演变成了“禁”，人们谈烟色变，防烟甚于防虎。另一方面，烟民们因为没有立足之地，满腹牢骚，不文明吸烟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甚至演变成公共事件举国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推广环保吸烟室、呼吁烟民文明吸烟是否更有效果？

　　站在烟民的角度上去思考，不受打扰且整洁舒适的吸烟环境乃至场所才是其真正需求点所在。但是在日益严苛的控烟环境下，烟民不仅缺少正常的吸烟环境，更不用谈及舒适度等高阶需求，不受尊重已成为吸烟者面临的常态。

　　由于目前室外吸烟环境建设的落后，以及控烟方面政策的“一刀切”，比如北京上海关停机场、火车站吸烟室，烟民只能偷偷在角落吸烟，这也加剧了非烟民抵制“二手烟”的认知。但其实，烟民的素质和公共政策是否友好、公共设施是否到位密切相关。很多人吐槽二手烟危害，抱怨烟民不顾他人感受，不否认有部分烟民素质不高，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完善公共设施、改良公共政策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