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人民网报道　　中国控烟面临尴尬。烟民和“二手烟民”数量庞大，烟草消费占世界三分之一，烟草贡献了巨大的税收收入，也贡献了巨大的健康支出。烟草种植、制造、销售，提供了可观的就业岗位，烟草消费也夺去了数量可观的生命。控烟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见，但是，在现实中，控烟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工程院延聘了“烟草院士”，烟草业官员表示控烟涉嫌卖国。

　　表面而言，控烟问题其实类似于林则徐时代的禁鸦片，只有严禁派和驰禁派的区别，公开的放任不禁派是没有的。事实上，今天在中国，对烟草的“严禁派”也没有。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国禁种烟叶、关闭烟厂、禁止售吸的建议。这样，对烟草的态度，实际上都是“驰禁派”。只是，表面的共同“驰禁”立场下，展现着对烟草是驰还是禁的实质差异。

　　着重于“驰”，则力陈烟草带来的税收、提供的就业岗位、满足烟民的需求，并以改进技术、降低烟害来应对损害健康乃至生命的责问。着重于“禁”，则力陈吸烟和二手烟带来的财产、健康和生命损失，又以严控烟草、提高烟税，降低吸烟人口，仍可持税收，烟业有足够转型发展时间，作为控烟导致巨大社会后果的预案。

　　妥协之下，明目张胆的烟草广告已基本消失，但烟企蒙眬诗般抒情手法的广告仍然很多；烟草包装上出现了文字警示，但诉诸直观的烟害图像未被采用；一些公共场所已经禁止吸烟，但有禁不止的现象也时常可见。总体而言，禁的力量在上升，放的力量在消退，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以前根本就没有对烟草的任何一种控制措施，现在，多少有一些了。

　　然而，控烟进展显然未令控烟力量满意，其中，国际控烟运动的发展、控烟国际公约的落实、中国在国际控烟行动中的形象，是反复援引的材料。这些固然是有力的材料，也确实涉及到了国家形象、国家信用的问题，但未必可以改变控烟进程的缓慢局面。

　　在爱国还是卖国的意义上论辩控烟问题，不是个好办法。烟草业以税多、国烟退出必将洋烟大盛为由，指责控烟严格为“卖国”，舆论哗然。控烟力量以国际控烟运动发展、控烟公约不落实、烟草影响国家形象论事，也不无将问题升级为爱国主义的意味。

　　真实的问题不是烟草的严控与缓控是爱国还是卖国，而是烟草问题带来的实际影响，包括健康影响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意识，以及与烟草管理有关的社会问题。烟草有害健康，这已被公认，并且得到科学上的支持，由此扩大了个人和社会的健康支出，有些人付出了生命代价。由于烟草的危害，人们讨厌和抵制二手烟，以不吸烟为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是相应的社会意识。问题的另一面是烟草业衰退可能出现的各方面影响，从GDP、税收到就业等等，换算可能复杂，但相比于健康和生命损失而言，原则上都等而次之。

　　这样，烟草问题更有希望的解决方式，还是在于公众力量的参与。

　　公众能发出声音，表达意见，影响决策，改变法律法规，烟草控制才有可能。说服烟草业是不可能的，说服权力也是困难的。单个人无足轻重，而公益组织、社会舆论，以及所有控烟力量的合作，则有可能与烟草业和权力博弈。一种政策选择如果成了普遍而强烈的公共意愿，就应当形成某种压力，使之成为真正的政策。这不等同于道理的说服，而是有道理的力量的说服。道理不是某种政策将有何好处，而是政策必须被公众接受。抵制“烟草院士”，抨击“控烟卖国”，都是公众参与的表现。

　　吸烟不吸烟，是个人选择问题；控烟不控烟，是社会选择问题。无论控烟运动怎样发展，强制制造一个不吸烟社会，或者一个歧视吸烟者的社会，都不是好事。例如，一个人不是因为具体的吸烟行为，而是因为烟民身份，被剥夺参与社会的机会，这是不允许的。但社会可以也应当形成一种个人自由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制度，控制吸烟对他人的影响，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进行约束，对一种带来普遍危害的产业施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