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长沙的烟草加工业曾名噪一时,从开始的烟丝加工到后来的手工卷烟,乃至机制卷烟都十分繁盛。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上交的卷烟专卖税曾居全国第一。
长沙烟草种植始于清朝中叶。据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宁乡县志》记载:“菠(烟)春初下种,春末裁,连山接岭。肥者叶大,茎可高五六尺,叶环茎参差,膏可粘手。六月摘,夹以竹折曝之,近年民多业此。”1877年(光绪三年)《善化县志》记载:“近年种焉(烟)几成美利,或至废田园而为,一亩之焉可获利数倍。”可见,到清代后期长沙农村的烟叶生产已向商品生产转变。后来,烟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1926年仅宁乡一县就产烟叶30吨,远销湘潭、衡阳、沉陵、四川、上海等地。
长沙地区的刨丝作坊是清朝中叶从福建、江西传入的,到清末已十分发达。福建人开设的刨丝作坊,选用福建汀州、上杭等地运来的烟叶,自制自销。所产烟丝称为“建条”,色泽金黄,气味芬芳,在长沙市场甚为畅销。有一种印有彩色“仙女图”的“建条”,包装精美,每包(半斤)售银1.5元左右,是湖南省的名牌烟丝。江西人加工的烟丝称为“西条”;本地商人用宁乡黄烟和湘潭下湾烟叶刨成的烟丝,称为“土条”。到了1922年,长沙有烟丝作坊l16家,形成了较大的行业。30年代以后,随着卷烟业的兴起,刨丝作坊逐步衰落。
1907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英美烟草公司在长沙设立分公司,推销纸卷烟,“哈德门”等牌号香烟的路牌和壁画广告随处可见,从此长沙人的吸烟方式有所改变,由吸旱烟逐步转变为吸纸烟。长沙开始有不少商贩从贵州、河南、广东等地购入烤烟,掺杂本省的晾晒烟叶,仿照洋烟,制作手工卷烟出售。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各机制卷烟厂停业,各外商烟草公司也相继撤走,西南大后方卷烟奇缺,许多长沙人看准了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大肆生产一本万利的手工卷烟。为了占领大后方的卷烟市场,长沙手工卷烟开始规模化生产,加工工艺有所改进,产品按等级作价,不少作坊和工厂有了自己的牌号和商标。到1943年,长沙共有较大的手工卷烟厂56家,从业人员达4000人,年产卷烟三万余箱(每箱5万支)。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华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手工卷烟厂)。该厂由长沙锦大烟行总经理肖哲臣开设,工人达千余人,1940年投产,首批出品了“七七”、“坦克”等牌号卷烟,随后又出品了“飞蝶”、“红桥”、“挺进”等牌号卷烟。生产工艺考究,分为选叶、抽筋、切丝、卷制、包装等工序,全部手工操作,用胶版纸彩印商标,产品行销湘西、广西等地。至于家庭作坊和摊贩制作者更是多如牛毛,以致长沙烟行林立,烟草业成为战时支撑长沙经济的重要行业。
长沙烟草业之盛,更值得一提的是机制卷烟的崛起。1927年,长沙商人彭虞阶集资2万银元,在上碧湘衡创办了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华昌烟厂。设备有卷烟机、磨刀机、压梗机、切丝机、烘丝机等,初有工人二百余人,用河南许昌烤烟生产机制卷烟,取名“曼丽”牌。烟盒在上海印制,品质较好,深受烟民喜爱。后又陆续生产“岳麓”、“革命”等牌号低档烟,以适应广大劳动者的消费水平。
“华昌”是在与洋烟的“格斗”中生存下来的。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占领着长沙大半个卷烟市场,在通衡要道、车站码头、集镇闹市和商店橱窗张贴大幅彩色广告,甚至购买船票、戏票,也免费赠送卷烟。对经销商给予种种优惠:对大经销商,除缴纳押金给予6厘年息外,还有一个月的赊销期,年终按营业额1%分红;对小经销商,每销一箱烟给回扣4块银元;涨价事先通知,跌价公司照数赔偿,卷烟霉变残损,允许调换。面对如此倾销,“华昌”能够抵挡一阵子,实为不易。抗战初期,“华昌”迁至宝庆(今邵阳),继而迁回长沙望城坡,并增添卷烟机2台,更名为复兴卷烟厂,雇工四百多人,月产烟五百箱左右。1947年更名为联兴卷烟厂,工人增至六百余人,成为长沙卷烟工业大户。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共有较大的烟厂16家,其中“联兴”、“欧亚”、“华中”、“大业”、“利丰”、“美李”、“大德”、“新中”8家为机器生产,年产烟五万箱左右。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烟草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意盎然——安徽中烟在新质生产力实践中的探索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