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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成本在中国日益彰显

2007年01月09日 来源:烟草在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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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在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烟草行业缴纳的税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吸烟人群──以及吸烟引起的疾病──也在不断增多。具体来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预计将于2025年增加一倍以上。烟草控制专家希望,经济发展将促使中国政府对控制吸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发展烟草行业五十多年后,中国已进入吸烟引起的流行病爆发早期。据官方统计数据,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中国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40万。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更成熟的香烟营销手段造成吸烟人数持续上升,烟民的年龄分布也日趋年轻化。

  到2025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将增长一倍以上。流行病学家表示,如果任由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三分之一现年29岁以下的人群将因吸烟引起的疾病而英年早逝。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中国一些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士正在警告人们危机即将来临。中国的吸烟人口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达到3.5亿人。“吸烟造成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汉克·贝克丹姆(Henk Bekedam)说道。

  在主治呼吸道疾病的上海胸科医院(Shanghai Chest Hospital),外科医生和肿瘤学家正忙于应对日益增多的肺癌病例。每天约有一百名患者到这家医院的门诊部接受化疗。“我们的床位已经不够了。”该医院癌症治疗中心的负责人廖美琳说道。

  吸烟相关疾病的治疗成本日益上升以及疾病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迫使中国政府权衡烟草行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利弊影响。

  一些政府部门开始指出,鼓励烟草行业发展是在牺牲公民的长远健康去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一些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负责制定国内产业政策的国家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已在反复讨论发展烟草行业的利弊问题。

  吸烟是“我们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应该成为工作的第一要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hina'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副主任杨功焕说,“但许多政府部门和公众并不这么想,有些政府官员认为应该控制吸烟,但很多还持不同意见。”

  目前,烟草行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据中国烟草专卖局(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称,2005年中国的十大纳税大户中,有三家是中国国家烟草集团下属的香烟制造企业,其中包括红塔集团。国家烟草专卖局(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的数据显示,烟草行业的年纳税额高达300亿美元,占当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8%。

  在云南,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即使在经济总量庞大及多元化的上海,政府税收也有10%来自烟草行业。

  “政府依然更注重烟草行业对财政的贡献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前政府经济学家、现于北京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任教的赵晓(Zhao Xiao)说道,“而吸烟有害公共健康的呼声还很微弱。”

  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政府感受不到治疗吸烟相关疾病患者所造成的全部负担。那些未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往往得不到治疗。另一原因在于,烟草行业的税收对一些贫困省尤其重要,而中央政府也希望推动那里的经济发展,以缓解政治压力。

  “没有烟草行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的经济就无法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Bai Enpei)说。云南省年人均经济产值约为875元,不到上海或北京的六分之一。

  吸烟的习惯在中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婚礼上,新郎新娘要给客人发喜烟,新郎要给所有参加婚礼的男士点烟,以此祝愿新婚夫妇多子多孙。约有36%的中国成年人─其中大多数为男子─有吸烟的习惯,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和欧洲分别仅为21%和29%。

  随着收入增长,中国人均每日香烟消费量急剧上升,从1972年的4支增长到1992年的10支,现在则接近15支。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23岁降低至1996年的20岁。最近的调查发现,目前约有10%的中学生吸烟。

  16岁的上海高中生张榕(音)说,他两年前开始吸烟,现在每天大概要抽掉一包。“我的很多朋友都抽烟,”张榕说,“抽烟很好玩。”张榕说他还年轻,不必担心健康问题。“健康问题还不到我考虑的时候。”

  欧美的反吸烟组织在控制香烟宣传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抵制吸烟的活动在中国还很少见。事实上,直到2003年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国际烟草控制公约上签字后,烟草控制积极分子的呼声才开始出现。中国政府于2006年正式批准该公约生效,同意采取步骤限制香烟广告,完善警告文字,并通过其它措施鼓励大众少吸烟。

  中国控制吸烟的努力还处于早期阶段,执行方面也是断断续续。反吸烟积极分子制定的目标也十分温和。有一个在三个城镇推行的试点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劝说家长不要在有孩子在场的家中抽烟。其它一些项目则呼吁医生不要吸烟,至少不要在医院或在病人面前吸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发展烟草行业,将当时私人拥有的香烟制造企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现在的红塔集团前身是1956年当地政府成立的烟草晾干厂。经过几年的发展,这家烟草晾干厂开始生产自己的香烟。和当年中央宏观调控的其它消费物资一样,这些香烟根据配给制度由政府出售给工人、士兵和农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对农业的管制,以求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建立起现有的烟草垄断体制,开始投资引进国外的香烟制造设备,改进地方香烟的品质,并大幅提高香烟产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起步和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香烟需求量逐步攀升。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很喜欢抽烟,1949年到1976年期间有关毛泽东的宣传中经常出现他吸烟的形像。毛泽东可谓长寿,享年82岁,这使很多人觉得吸烟的危害并不那么可怕,烟草控制专家说道。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烟草行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石之一,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红塔集团是行业中的佼佼者,1996年公司就成为中国纳税最多的企业,红塔集团用利润资助云南等地的基建项目,公司在昆明和上海建造饭店,并修建了从昆明南部到玉溪的六车道高速公路(玉溪是红塔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公司还参与投资了云南省几个大型水力发电站项目。

  2001年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政府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要求对进口香烟实施更为宽松的市场准入规则。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烟草跨国巨头企业看到本国的吸烟人群数量日渐减少,都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一前途无量的新兴市场。

  中国高度依赖烟草行业产生的收入,于是坚决保护该行业,维护国家在香烟生产和销售上的垄断地位。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之一,中国把进口香烟的关税从65%降至25%,但外国公司仍不能在中国生产香烟。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烟草集团实施一项措施,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它开始关闭那些效率不高的工厂,提升生产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对香烟品牌进行整合。这些香烟都是由国内生产的烟草制成,包装也在国内完成。

  现在,红塔集团的玉溪生产基地看上去就像一个美国的大型香烟制造厂,自动化程度很高,有从欧洲进口的最新型高速卷烟及包装设备。由电脑操控的无人驾驶叉车将纸张、过滤嘴和其它原材料运送到组装生产线,成品香烟装入硬纸箱和装上卡车的过程也全部由机器完成。

  中国国家烟草集团表示,其行业垄断地位有助于控制香烟消费。“我们制定的是有控制发展的战略,”该集团的刘瑞生说道,“我们有计划、有节制地发展烟草行业,目的是控制其发展速度,防止盲目扩张。” 刘瑞生表示,如果没有垄断,香烟的生产和消费量将变得更大。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有助于控制吸烟。烟草行业上缴的税收在稳定上升,但随着其它行业的增长,其占政府税收的比例已开始降低。

  中国中央政府正在缓慢改善其医疗体制。目前,烟草行业上缴的大部分税收被用于较落后的地区,而大部分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医疗成本则由较富有的省承担,因为那里的人有更多享受医疗保险的机会。如果政府开始为更多人支付更多的治疗成本,就可能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吸烟带来的负担,提倡控制烟草的人士说道。

  研究健康领域的经济学家开始强调吸烟对中国经济的成本负担,2006年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计算了吸烟的直接及间接成本(从医疗费用到给生产力带来的损失等)。仅2000年,这一成本在中国就高达50亿美元。

  “一旦换上肺癌,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2006年3月被确诊为肺癌的马辉贤(音)说道。从那时起,为给他治病家里已花了超过3750美元,马辉贤和他妻子每月总收入仅为350美元,现在只能靠微薄的储蓄暂时支撑。

  马辉贤今年62岁,2006年6月做了手术,将右肺切除三分之二,并已做过四次化疗。他17岁当兵时开始抽烟,一直没有戒,直到医生要求他戒烟,否则不给他提供治疗。“直到得上肺癌,我才明白抽烟这么危害健康。”马辉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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