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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前辈张云乔[图]

2005年09月07日 来源:中国烟草学会 作者:任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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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条件向工商业发展。在工商界,同样能为革命做出贡献。……”   “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   ……   周恩来的话,让彷徨中的热血青年张云乔看清了自己今后的道路。从此,无论是在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还是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他默默地在敌后为党工作,开始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   遵照周恩来指示走入商界   张云乔,1910年8月29日(旧历)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长河镇,早年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后进入了上海电影界。   进入电影界后渴望进步的张云乔相继结识了夏衍、于伶、聂耳、冼星海、阳翰笙、田汉等进步人士,与左翼作家联盟交往甚密。当时电通公司是受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联”控制的,拍过不少革命影片,因此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封杀,被迫关闭。后来的“中电摄影场”和“中制”制片厂附属国民党,他们曾邀请张云乔,但遭到拒绝。时局的动荡不安,当局的腐败无能,让张云乔渴望投身革命,走一条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家园的道路,但却苦于报国无门。   1937年的8月13日,日寇将战火烧到上海,这便是著名的上海“八·一三”事件。上海的电影制作被迫停止。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张云乔带着满腔悲愤撤离上海,几经跋涉,辗转来到了武汉。在这儿,张云乔遇见了正准备去延安的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并经过她介绍,结识了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   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握住张云乔的手说:“我早就知道你,你是电通公司的人。夏衍和孙师毅都曾经说到过你。你由上海来,今后做何打算?”张云乔在湘汉有些金融界的亲友,本来想转行搞工商业,但又担心……张云乔禁不住向周恩来诉说了多年来自己报国无门的苦恼。   周恩来听了张云乔的话,鼓励他说:“你有条件向工商业发展。在工商界,同样能为革命做贡献呀。你可以通过孙师毅(周恩来当时的机要秘书)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这样,张云乔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步入工商界,并接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开始了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   开办“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   谁也没想到,搞艺术出身的张云乔竟是个商业奇才。他从经营一家汽车进口公司起步,短短的几年时间,竟发展成拥有机械厂、汽车维修厂、卷烟厂等几家工厂的老板。   1938年,几经周折和筹划,张云乔与几位朋友在长沙成立了“中国汽车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组装进口汽车和修理汽车业务。“中国汽车贸易公司”不仅生意搞得红红火火,暗中,他们还突破了国民党和日寇的封锁为解放区运送战时物资。   1940年以后,由于日本攻占了香港、广州,汽车进货渠道几乎被封死,虽曾改道越南进货,但因长沙大火,时局吃紧,张云乔决定把“中国汽车贸易公司”由长沙迁往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南门外南环路21号安置停当(时任八路军驻广西办事处主任的李克农将军就住在他们的楼上),张云乔与同赴桂林的几位弟兄商量,决定停止汽车进口业务,只保留汽车维修业务,在原有的技术力量基础上,增加设备,开办一个机械厂——“中一机械厂”。   说来也巧,当时张云乔有位同乡从上海带到桂林一台小型卷烟机,那是当时国际最流行的邦萨克卷烟机。他们把这台卷烟机拆卸测绘,进行了仿制,先后生产了四台,相继供应给从事卷烟生产的手工业者,很受欢迎。于是,他们开始大量生产,正是这种卷烟机在当时扶助了不少当地兄弟厂家从手工生产转入初步的机械生产。后来,四川、湖南、贵州等外省的烟厂也相继购买了一批“中一机械厂”的卷烟机器。“中一机械厂”迅速发展起来。   不仅如此,在当时战时物资供应非常困乏的情况下,他们在原有卷烟机的基础上还研制出盘成圆盘的盘纸,制出烟支唛头印刷机头的钢印,改进了切丝机、烘烤滚筒等设备。随着一个个用机器生产卷烟的难题被逐个攻破,有人提出应该自己再开办一家卷烟厂。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在桂林南环路一所有三间楼房和一个工棚的旧皮革厂里,他们开始生产机制卷烟,并将烟厂命名为“一中制烟厂”。因为“一中制烟厂”在战时困难条件下创办起来,饱含了他们的心血,所以他们给第一个卷烟品牌起名为“三中牌”,意为“中国汽车贸易公司”、“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的三个厂的结晶。   然而,上市后的“三中牌”卷烟销路并不好。分析原因,他们认为是战时的贫困、信息的不灵、网络的不畅、质量不高造成的。于是,他们把产品定位在以城市工商业主以及外来中高级客户为主。包装图案选用上海外滩“和平之神”的铜像,取名为“沪光牌”,以引发消费者见景生情,勾起思乡之情。同时,他们还在质量上下工夫,在烟丝的选料上精挑细选,以提高品质。工夫不负有心人。“沪光牌”卷烟一经上市,很快就在桂林、梧州和柳州走俏。为降低卷烟制作成本,他们把剩余的低档烟叶收集起来,又生产出了20支装的“晶宝牌”香烟,其销售对象定位为郊区和外县的农民,而装潢和质量远高于土制和手工卷烟,销售同样十分火爆。一时间,“一中制烟厂”门庭若市,效益可观,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由于机制卷烟的良好效益,又有卷烟厂的成功经营,当时桂林市成立“卷烟业同业公会”,一致推举张云乔先生为第一届同业公会会长。   为地下党组织转汇巨款   从商的同时,张云乔从未忘记追求进步。张云乔曾经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孙师毅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张云乔记住了这番话,继续默默在敌后为党工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开始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按照周恩来与桂系军阀何应钦达成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桂林设立办事处,但办事处不得向延安转送物资、资金和人员,也不准在广西发展党员。一时间,党向广西及桂林的地下党拨发活动经费就成了难题。于是,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他的机要秘书孙师毅,通过银行给“一中制烟厂”汇入两笔巨款,每笔为10万现大洋。周恩来为此事亲笔附信给孙师毅,信曰:“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希即准备十数,弟于二十三号当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弟羊羽子示。”韩兄是孙师毅的代号,云兄则指张云乔,羊羽子是周恩来的号“翔宇”的转化,十数即10万现大洋。   时任董事长的张云乔接到指示后,按规定的联络暗号和密码,与前来取款的人接头核实无误后,将两笔10万现大洋交与“去人询及”的人,圆满完成了任务。实际上,这两笔钱都是提出来交给当时桂林地下党组织的。由于“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和输送过经费,当时由李克农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戏称它们为“周恩来的小金库”。   历经磨难,建起“广一”雏形   1944年夏,日寇攻陷衡阳后,向湘南桂北进犯,桂林开始紧张。“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向云贵方向撤退。于是,张云乔派本厂职工陈东打前站,先在贵阳市的贵惠路湘雅村租到厂房,以便让大队职工到达贵阳时有立脚之处,并可以迅速恢复生产。   8月中旬,桂林已十楼九空,“一中制烟厂”开始停工撤退。撤退的人总共有90多人,其中多数为广东人。他们几经周折,经怀远、都匀,行走40余天1000多公里,终于在贵州马场坪与先头人员会合。在贵定稍事休息,一行人惊魂略定,继续向贵阳行进。最后,大家用手推车推着仅存的四台卷烟机和一些盘纸到达了贵阳湘雅村的新厂。   这期间,从全国各地逃难到贵阳的卷烟企业有60家之多。他们在贵阳成立了“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会”,一致推举张云乔为会长。   到了贵阳后,恢复生产谈何容易!最困难的是资金短缺。周恩来得知他们的情况后,即命孙师毅以个人名义汇给“一中制烟厂”一笔可观资金(全国解放以后,孙师毅将他的个人股份全部上缴国家)。就这样,“一中制烟厂”重新调整了股份,成立了“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张云乔仍任董事长。当时。全体员工为恢复生产,团结一心,克服千里跋涉逃难的辛劳,在一个星期内将卷烟产品上市,现在想来真是奇迹!   1946年春,“一中制烟厂”在广州参加敌产拍卖竞标活动,标购原日伪敌产“东亚烟厂二厂”的厂房和设备,最终得标。这就是后来广州卷烟一厂的前身。他们将其中部分大型卷烟机和切丝机运往贵阳,并购置了卷烟盘纸和包装印刷品以及铝制20装烟听供贵阳“一中制烟厂”使用。同时张云乔立刻派张克勋(中共地下党员)去广州工作,聘请曾在德国学习过工厂管理的陈善渊任厂长,因为东亚烟厂有较大的厂房和完善的机械设备,这期间东亚烟厂成绩斐然。   后来,张云乔携全家也从贵阳搬到了广州。1949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的职工和飞行员宣布起义,港英当局封锁有关战略物资向国内的运送。于是,张云乔全家又迁往香港与他人共同经营侨生行。表面上侨生行是经营进口贸易,实际上是与港英当局展开反封锁的斗争,将大批航空器材、油料、汽车等战略物资运送到内地,为战时战略物资供应立下汗马功劳。   侨生行经营的都是大宗买卖,金钱像流水般从张云乔手中流过,可是解放后他回国时,银行里却没有一个自己的户头。当经过罗湖海关时香港海关的官员劝张云乔说:“内地正在搞运动,你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呀。”张云乔坦然地说:“我没有做违法的事,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就这样,他们毅然回到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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