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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革命路 半世金叶情[图]

百岁老红军王治成的传奇人生
2010年06月11日 来源:烟草在线专稿 作者: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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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治成,中国烟草行业的一位老寿星,这位101岁高龄,80年党龄的老人,有着坎坷的生平、传奇的经历,是中国烟草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我国历史的见证者。在建国60年之际,带着对王老的崇敬之情,我们采访了这位百岁老红军。

  谈起自己的一生革命路,半世烟草情,王老无比自豪——

照片:青年时代的王治成

  闹革命,坚守一生之信念

  1908年12月13日,王治成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乡三角坪村一户佃农家里。由于积劳成疾,父亲39岁时便撇下母亲和王治成兄弟三人,离开了人世。

  失去了父亲使原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孤儿寡母的一家人时常受到欺侮,生活苦不堪言,王治成从小心里就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

  在十四五岁的时候,王治成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先后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闹皇粮”等活动,组织农民站起来抗税、抗租。

  1935年冬天,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乡三角坪村附近的寨子里盘踞了一股白军。这个寨子顺山势而建,墙壁外围光滑,下挖20米深沟,只留一个寨门,可谓易守难攻。白军有恃无恐,经常出来祸害附近的村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群众过冬的救命粮食也被他们抢走,眼看冬天来了,没有粮食不知要饿死冻死多少人。

(照片:1946年,王治成(前排左一)与绥德信用合作社成员合影)

  党组织决定拔除这颗“钉子”,夺回群众的救命粮。王治成发动组织了20多名贫苦群众,配合赤卫队攻打寨子。赤卫队员在前攻击,王治成等人绕到敌后放火烧掉了敌军的马棚,火光冲天,前后夹击,喊杀声震荡山谷,敌人闻风丧胆,乱作一团,很快就被制服了。

  王治成组织群众搬走敌人库房里的几千公斤粮食,并分发给已经快要挨饿的群众。在分发粮食时,特别照顾那些孤残老人,但王治成自己却没有留下哪怕一颗粮食,那时,他的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母亲和妻子不得不每天外出挖野菜艰难渡日。

  那年冬天十分寒冷,有了赤卫队夺回的救命粮,许多群众才免受冻饿之苦。经过这一仗之后,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知道了王治成的大名,好多群众至死都记得王治成给他们分发救命粮的事情。

  也就在这一年,王治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他就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好好工作,决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不好。”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个朴素而崇高的信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入虎穴,关键时刻显智慧

  1936年上半年,随着“绥吴革命”的失败,陕北的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期。这时,王治成担任绥德苏维埃政府第六区工农检查局代理地下区委书记,化名“明臣”,秘密穿行在苏区和白区之间,将党的文件精神及时传达到地下党员中,带回地下党员搜集到的一些情报,并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

  后来,王治成又以三角坪村副保长兼文书的身份公开活动,以掩护当地党组织的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周旋,做了不少的工作。

  有一次,一名赤卫队员将两颗手榴弹送到村里以备急用,王治成让游击队员王宝鹿埋到了一个墙脚下。没想到,该赤卫队员被白军抓住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交代了手榴弹的事,白军随后赶到村里,将王宝鹿绑起来拷打。

  王治成赶紧去买了两个大西瓜,“慰问”白军,借机暗示王宝鹿向白军交代说:“埋在后石畔了。”敌人带着王宝鹿去找了一通,没有找到。王治成趁机说:“可能让谁给偷去了,不就是两颗手榴弹吗?我给担保,找到了我就给送回来。”第二天,王治成找了两颗土制手榴弹,倒掉炸药,送给白军,惊险的“手榴弹事件”就此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王治成先后担任绥德地区抗敌后方委员会地下区委书记、锄奸主任等职务。他的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全家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每每有革命同志来王治成处开会,王治成的母亲和妻子都会到路上、或者爬上大门楼子放哨,稍有动静,就用咳嗽、跺脚等信号通知大家赶快转移。王治成的母亲和妻子也因此屡次被敌人拷打,但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敌人虽有怀疑,但因没有任何证据而不得不放了她们。

  王治成说:“我和二弟都是共产党员,很早就投身于革命,连累母亲担惊受怕,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但天下有多少像母亲一样的人在受苦受难,只有推翻了反动阶级,天下所有的母亲才会得解放。”

  赤胆心,救出村里好乡亲

  1936年正月的一天,白军将村里一位叫王德功的赤卫队员五花大绑地抓走了,说他暗中私通红军,要将其杀掉。王治成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自己没有暴露的伪副保长的身份去救人,他将自己的想法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党组织十分重视,想派一名同志协助他去救人,王治成担心这位同志人地生疏会有危险,要求自己单独行动。家人劝他不要去,因为行动太危险,万一敌人把他当成同伙扣下了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群众的生命更重要,那怕再危险,也一定要去救人,我是一名党员,再危险也不能退缩。”

  王治成利用自己伪副保长的身份,独自一人去了敌军驻地“慰问”,他找到了敌军营长,悄悄塞给他10块大洋,趁其得意时说:“王德功是村子里的老好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十分困难,全靠他一人种地养活全家。一家人与红军都没有任何关系。要是错杀了他,村里的群众会记恨你们,你们在这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照片:王治成用过的学习笔记本)

  敌军营长想了一会儿,反复权衡利害关系,最后同意放王德功回去,但要王治成立下担保字据。当天下午,王德功就被放回去了。村里的乡亲们得知俩人平安回来后,心都放下了。

  第二天,王德功和家人都来到王治成家里,一进门王德功就感激地对王治成的母亲说:“二嫂子,要不是你家治成救我,我这次恐怕就回不来了,你养了一个好儿子呀。”

  群众对王治成孤身闯敌营救人的事迹大加赞赏,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许多群众有什么事都愿意来找他商量,大家都说他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勇士。

  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群众被王治成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以后,在王治成的动员下,纷纷加入了赤卫队和党组织。他们和王治成一样,从此对党的事业一生忠诚,在革命的征程中,并肩作战。

  学经商,克服困难闹革命

  1943年,日寇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对解放区进行封锁。边区很多军备民用物资,如枪支弹药、食盐等都很稀缺。

  党中央决定用边区政府生产的棉布到国统区和沦陷区换取食盐、药品、枪支弹药等。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王治成接受了这项新的工作安排,依然借助伪副保长的身份,打着给国民党军队采购的旗号,王治成做起买卖来得心应手。

  由于工作出色,1944年初,王治成被调到绥德人民信用合作社担任指导员。那个时候,合作社的宗旨是“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革命建设服务,支援抗日战争”,农民的粮食、土布、土产等都可以作价入股。合作社租赁房屋开了一个日用品门市部和粮食集市,农民需要修理和补充农具,需要购置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合作社除在资金上给予帮助外,王治成还组织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先后办起了面坊、油坊、染坊等小作坊。

  同时,王治成沿用做地下工作时的老办法,派出专门人员或鼓励民间小商贩到国统区和沦陷区采购食盐、火柴等物品。而且,王治成不断加强市场管理,采取使合作社的商品低于市场价销售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法商贩随意哄抬物价的行为。

  1944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召开“边区信用合作社联席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王治成作为信用社的代表人员之一,有幸参加了会议,会议高度评价了信用合作社在发展边区经济、支援边区抗战、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会后,毛主席亲切接见了王治成等与会代表,随后在食堂宴请了代表们,这次晚宴成为王治成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经磨难,乐观坚定跟党走

  在地下工作的艰苦岁月里,王治成经常钻山洞,睡野外,吃野菜,喝不干净的水,这使他原本强壮的身体严重透支,患了十二指肠溃疡、胃炎等多种疾病。“这种病不能饿,也不能多吃,结果我因祸得福,身材一直保持在适中的状态。”无论在什么时候,王治成总是保持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相比身体上经受的磨难,王治成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磨难更加严重,但无论怎样的磨难加身,王治成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丝毫不动摇。

(照片:1958年摄)

  “文革”期间,党组织收到一封举报王治成的匿名信。信中举报了他的四条“罪状”:第一,1936年陕北“绥吴革命”失败后,王治成脱离了党,当了伪副保长;第二,脱党后的王治成经国民党特务介绍,加入了复兴社;第三,王治成曾经出卖过地下党员;第四,王治成曾经给国民党肃反委员会主任常世杰做谍报工作。

  党组织经过慎重调查,不仅否定了举报内容,还认定了王治成在地下工作中做出的贡献:王治成担任伪副保长是组织安排的,他将敌人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方案报告党组织,并保护了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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