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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电子烟该管但不能“管死”?一文看懂背后逻辑

2021年04月02日 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那一夫、王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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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工信部的一纸《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引发电子烟行业新一轮喧嚣。

一夜之间,电子烟两大龙头,悦刻母公司雾芯科技美股腰斩40%,代工巨头思摩尔国际大跌近27%。

图源:财联社

资本市场走向反应的更多是情绪。但客观来看,此次修改的主要考虑是:推进电子烟监管法制化;符合电子烟产品特性以及当前国际监管的通行做法;增强电子烟监管效能。

对于一个中国产业优势明显、拥有众多用户,却迟迟没有统一标准、鱼龙混杂的行业来说,如果有明晰、合理的监管,相当于从根本上认可了电子烟的正向社会价值。

不过,电子烟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在草率决定监管方式之前,很多认识尚需厘清。

比如国人往往觉得电子烟也是烟,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但很多发达国家却不这样看,有把电子烟视作医疗用品的,有视作烟草制品的,也有视作消费品的,至于对电子烟的监管,也是多种形式并存。

因此,征求意见稿出台后,有控烟协会建议电子烟监管应该交由卫生健康部门或市场管理部门。

《新京报》也旗帜鲜明地表示,对电子烟的监管要“避免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无疑,现在是决定行业前途的关键期。既要保护社会公众健康,又要规范电子烟产业,保护行业的发展前景,需要权衡多方因素,极为考验监管的智慧。

电子烟该管,但“一刀切”不可取。

电子烟的确该管。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厘清一些事实。

首先,国内最常见的雾化电子烟可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烟。

电子烟和传统香烟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含有尼古丁。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发布的电子烟专题报告中,给电子烟的官方定义是“电子尼古丁传输系统”,因不含烟草和焦油,也不会带来香烟燃烧时的有害物质,世卫组织将其与传统卷烟区分开来。

从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学者的观点来看,电子烟虽然不是完全无害,但危害性远比传统香烟更小。

对电子烟最积极的非英国莫属,英国公共卫生部自2015年就明确指出,相比传统卷烟,电子烟可减害约95%,可以在政府实现无烟一代的控烟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会极大缓解医疗财政压力。

英国公共卫生部认为,电子烟比香烟减害95%

英国公共卫生部自2014年开始监控电子烟在戒烟方面的作用,连续撰写了相关的七份报告,有一些数据可能出乎人们的想象。

比如,电子烟成为尝试戒烟者首要辅助手段,占比超过27%。英国戒烟服务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那些在当地的戒烟服务中使用电子烟的人,戒烟成功率在59.7到74%之间。

如果电子烟真能达到英国评估的结果,对改善公共卫生作出贡献,那无疑是一种福音。

其次,在全球范围内,电子烟是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

电子烟最早就是由中医师韩力于2003年发明的,也是因为如此,经过十几年的技术迭代,中国制造集群早早就占据了电子烟上游产业的绝对优势,深圳更是被称为全球“雾谷”。

目前,欧美市场的电子烟已经离不开中国的产业链:电子烟国际贸易的90%由中国提供,共有218个国家从中国采购电子烟,总金额为766亿人民币。

来源:新京报《2020电子烟行业价值报告》

同时,相关产业在国内带动就业超过300万,由于产业处于上升期,随着全球需求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出口创汇还是就业,都有极大的上升空间。

而长期的供应链经验,也使得中国电子烟企业相较于国际企业具有多方面优势,无论是自主品牌的定价权、全产业链的集聚效应,还是高密度的市场分布、知识产权、产品迭代、创新技术突破等方面。

否则,也不会孕育出国内国外都快速成长的自主品牌:

一个是雾芯科技(RELX 悦刻),基本盘扎实、严格把控产品品质,无论北上广还是下沉市场都有模有样,在海外如加拿大、西班牙、东南亚等地区也颇受欢迎。

一个是思摩尔国际,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烟代工生产商,就像电子烟界的富士康。

不可否认,电子烟在国内经历了3年的野蛮生长时期。行业鱼龙混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从这个层面来说,加强监管是大势所趋,也是保障消费者权益和良好市场秩序的前提。

但作为拥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中国,显然不能用一刀切方式监管,把已经占领的海外阵地拱手让给外国公司,尊重市场规律才是当务之急。

电子烟需要监管,但切忌“管死”。

如何监管才能“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既然监管是大势所趋,究竟要怎么管?

看3月22日的工信部文件的表述,最关键的一句出现在附则中——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中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

用“参照”,而不是用“按照”或“等同”,或许是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几点问题,有关部门在电子烟监管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审慎。

“参照”两字包含着过渡期探索的味道,具体的监管细则尚未尘埃落定。

同时,附则中还提到,电子烟参照卷烟监管“符合电子烟产品特性以及当前国际监管的通行做法”,也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那么这里就十分有必要回顾目前国际监管的运行方式:

目前,美国和英国都是电子烟消费大国。其中,电子烟在美国的确与传统烟草面临相同的监管审核制度,由FDA管理,上市之前要经过PMTA(烟草预上市)申请,FDA通过企业PMTA材料全方位考量产品是否有利于公共健康。

而在英国,电子烟则由英国PHE(公共卫生部)监管,受《 2016年烟草及相关产品法规》(TRPR)严格约束,电子烟制造商需要满足这些规定才能在当地市场售卖。但由于英国支持电子烟作为戒烟工具,并没有对电子烟征特别税,而是按照普通消费品征收20%增值税。

在产品推广上,英国政府甚至允许医院出售电子烟,并为患者提供电子烟休息室,以鼓励烟瘾患者从传统卷烟向电子烟转换。

图:2018年,英国开始允许医院出售电子烟,以鼓励烟瘾患者从传统卷烟向电子烟转换,最终戒断吸烟。

虽然管理方式不同,但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是都在科学研究和数据分析上投入大量精力,基于科研和数据做决策。

英美两国的循证决策思路显然可以借鉴,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根本不同在于烟草的专卖制度。

所以,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突然用专卖制度管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电子烟行业,到底是利是弊?

市场经济对创新的孵化作用有目共睹。比如网约车,就是因为解决了传统出租车的痛点,才能引领了整个行业升级,并在逐渐完善的监管下良性发展,日趋成熟。快递物流行业也是如此,从邮政一家独大,到民营快递物流企业百花齐放,不仅让老百姓受惠,还成为电商等诸多行业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国电子烟企业的研发环节也多出自民营科技公司,早已习惯了市场经济下的创新环境,才能成长为世界的翘楚。在这样的背景下,严格专卖极有可能导致行业创新退化,也会进一步让中国在目前全球烟草行业升级的浪潮中丧失优势。

倘若真出现那样的情况,难免产生杀鸡取卵的效果。而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和引导,才是利长远的做法。

当然,中国烟草全行业每年1.2万亿利税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收税是电子烟行业发展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不过就目前来看,烟草行业的税利总额依然保持稳定增长。2020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803亿元,同比增长6.2%,财政总额12037亿元,增长2.3%,创历史新高。

随着控烟环境日益趋严,传统卷烟的销量下跌是全球趋势,这一点,在世界烟草巨头英美烟草、菲莫国际的财报中都能窥出。从固根本、稳预期的角度出发,美欧日等国的经验显示,电子烟对利税的贡献越来越明显。

长期来看,如果在积极政策的指导下,电子烟行业实现日趋规范化发展,与烟草行业生共存,或许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规避负面效应,实现公共卫生风险最小化。

诚然,电子烟含有尼古丁,属于成瘾性产品,有“隐形”的社会负面效应。

但如果在规范环境下鼓励企业正向竞争,通过市场机制、规模化效应,让好的更好,才能推动整个行业尽最大可能规避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

来源:新京报《2020电子烟行业价值报告》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2018年我国烟草相关疾病的经济负担为3.8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12%,倘若参考英国将电子烟作为戒烟手段,或许能改善因烟草相关疾病带来的医疗财政支出,也能“稳住”国民健康这个根本中的根本。

毕竟,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而历史证明,中国对电子烟的监管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早在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便发布了《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2019年,两局进一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要求所有互联网在线渠道禁止销售电子烟产品。过去两年,大多数电子烟企业也纷纷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重点投入。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电子烟行业的“擦边球”行为很早就被遏制,并未像美国一样,发生因电子烟带来的大规模乱象。人们担心对非烟民和未成年人的“门户效应”亦没有出现。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在《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证明,中国96%以上的电子烟用户均为烟瘾大、想戒烟、了解吸烟危害的老烟民。非烟民不足4%。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在《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证明,中国96%以上的电子烟用户均为烟瘾大、想戒烟、了解吸烟危害的老烟民,非烟民不足4%。

至于人们最担心的未成年人购买问题,通过加强销售渠道的管控,积极利用人脸识别、身份证登记、云端验证年龄等技术完全可以实现。

而且,电子烟也只是一种戒烟的过渡工具,未来还将向更加无毒害化的产品方向转变。大健康、雾化技术、医疗大数据等方面都有可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科技边界,也是电子烟下一步最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向。

如果用一刀切的传统管制约束这个新兴产业,它极有可能失去了进化的诸多可能。

所以,在这个“意见征集”的关键档口,一个争议中的行业能否最大程度上发挥正向价值,规避负面影响,还需要仔细斟酌权衡接下来的监管细则和背后的成本收益,实现公共卫生风险的最小化。

国民健康的提升,最终将是监管智慧,科技水平以及人类心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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